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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复的翻译

点击数:4925 发布时间:2008/6/15 8:42:15 发布者:stevezz007


  此节乃拙著《翻译西籍小史》第四章中之一节。原书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论研究翻译史之旨趣及我国翻译外籍之起源外,其余四章分论翻译西籍史上的四个时期:一,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二,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之翻译。全书尚未脱稿,兹先发表此节于此。

  作者识
    
  严复字几道,又字又陵,生于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年(1921),比林纾迟生一年,早死三年,享年六十九岁。他幼即聪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十四岁时(1866)考上沈文肃葆所创设的船政学校。光绪二年(1876)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诸学,每试辄冠其曹。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贡献的出发点。归国后,在北洋海军学堂当教授。庚子义和拳起义后,避居上海七年,他重要的译著,多半都成于这个时期。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即现在北京大学)校长。晚年似为老病纠缠,无甚建白。
    
  他回国后,曾就当时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就很深。陈宝琛作的《严君墓志铭》谓:“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反为文学掩矣。”(见《学衡》第20期)他译的书所以能几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柳诒征语),所以“能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梁启超语)实基于此。
    
  严复所译的重要的书,共有九种。(表略) 严氏所译九种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都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不能算是整本的西书。《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全集(共十二册)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之半。故严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谇;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
    
  严氏何以仅译有薄薄的八九种,近不足以比林纾,远不足以比隋唐的大师呢?第一,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不似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那样笔记式的对译属文之速。第二,柳诒征所论似亦确当:“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见柳著《中国文化史》第五册137页,东大讲义本。)但严氏究竟也译了八九种名著,比近来等着译稿费买米下锅,或者只是课余抽暇从事的翻译家的译品,质与量的方面,都强多了。
    
  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兹分四层说明:
    
  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且他自己又是海军人才,他不介绍造船制炮的技艺,和其他格致的书,乃能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天演论》序说:“风气渐通,土知龠陋为耻,而西学之事,向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yi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又如他《原强》一文谓:“……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  民主为用。”这是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观察,也是他所以要介绍两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一、 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译斯密氏《原富》例言,最足表明此点:“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侯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又据蔡元培氏说,严氏译《天演论》时,本甚激进;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激进的多了,他乃反趋于保守。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把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特译一部《社会通诠》,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不管他译书的旨趣对不对,但总足见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深远的用意。这也是严译的一种特色。
    
  二、 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不然,他作的案语,必不能夯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此点,试一阅严书的序言,小注,或案语便知,恕不具引。
    
  三、 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如《天演论》序:“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箍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两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又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又《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云:“窃谓其书(指《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又《原富》例言:“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贷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严氏类似此种之论调甚多,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并无数典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
    
  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象严复的,实未之见。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准,原文谓:
    
  “译事三难:信,雅,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