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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艺术

点击数:5268 发布时间:2008/6/15 8:50:39 发布者:stevezz007


兼谈道地化与异类化翻译手法 李文肇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外文系助理教授)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上课勤于 copy ,考试就会很爽!兄弟来拜码头,管他黑道白道,偷笑了啦!人家不甩你也不要很笃烂,反正标准的痞子就是这样!」 (陈正菁译 / 《新浪潮国文》)

以上这段文字如果能让国中在校生心有戚戚焉,并不是因为孔子了解台湾年轻人,而是译者透过巧妙的时空转变,使儒家对人性的描述变得和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翻译除了文字转换之外,也是文化价值的传递,而译者最棘手的任务之一,便是要将陌生文化中的陌生概念转换成为可以消化的内容陈现在读者眼前。陌生概念要如何让读者理解?有两种基本策略:一是把陌生概念道地化( domesticate),将它转述为读者所熟悉的本国概念;另一种作法是将原概念保留,藉由注释对读者进行机会教育――即所谓异类化(foreignize)译法。第一种作法比较讨好读者,使阅读较不费力;第二种作法则可谓尊重原著,并有拓展视野、增广见闻的效果。两种考量孰是孰非、如何取舍,是文学、翻译界至今仍争论的议题。

道地化与异类化的差别,在「琵琶」一词的英译中可以清楚看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有译者保留 pipa 原音,将题名译为 Ballad of the Pipa(李德瑞 [Dore Levy] 1988),也有人以吉他、鲁特琴(中世纪吟游诗人的伴奏乐器)等欧洲提琴取代,使标题变成了「吉他之歌」(屈味连[R. C. Trevelyan] 1945: The Song of a Guitar)或「鲁特琴之歌」(华德生 [Burton Watson] 1984: Song of the Lute)。在中国人看来或许琵琶跟吉他很不一样,但在不谙中国文化的欧洲人眼里ㄆㄧㄆㄚ是没有意义的陌生音节,根本无从判断是什么东西。这时我们要方便外国人,藉助「吉他」的近似概念让文意通顺,还是要把 pipa 当外来语音译,以附加文字进一步解释?这是译者时常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再看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第二句在许多英译版本中「琵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号角唤你上马」(佩恩 [Robert Payne] 1947: The horns summon you to mount)、「号角的呼叫很急迫」(赖增创 / 邝耀鼎 1981: But the bugle's call is urgent)。这也是译者基于道地化的考量,顾虑到在英美军队里不可能用类似吉他的弦乐器来召唤士兵而做的修正。这时改与不改都不是:「琵琶」改成了「号角」使译文失去了大唐边疆的独特气息,但不改又会令不具中国背景的西方读者乍看觉得不伦不类。

类似的手法在近代翻译中屡见不鲜。在港星周星驰主演的「鹿鼎记」英文字幕中,韦小宝摇身成了007威尔逊.庞德(Wilson Bond),满州大臣鳌拜被赋予爱尔兰姓氏欧布来恩(O'Brien),以英、爱历史情节对照满、汉民族仇恨,同化手法相当高明。而卡通「南方四贱客」(South Park)的乡土配音也屡有佳作:金宝越过边境到墨西哥非法买鞭炮,在中文版变成了「开车到台湾南部」、The Mexican Staring Frog of Southern Sri Lanka 翻成「苗疆杀人蛙」,以及主角 Kyle 和 Stan依剧中性格分别译名为「凯子」和「屎蛋」,都属文化翻译的上乘之作。

以上这种文字、文化并译的作法是好是坏?以南方四贱客作观察,答案非常明显:如果目的是娱乐、搞笑,文化理当一并翻译;如果目的是了解美国社会,则文化内容自然不得窜改。也就是说,以大众娱乐为目标的文字,为了把握效果,文字文化须同时翻译,而以学术研究为主旨的文字,则翻译宜贴近字面,文化部分须尽量保留。

文字、文化并译的道地化翻译可用哈佛大学教授夏毕洛(Norman Shapiro)的名言作为标竿:「翻译应当让人看不出是翻译文字――好的翻译当像一片窗玻璃――只有在不完美的时候(有刮痕、气泡等),才能看得出玻璃的存在」;这也就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说的:「近乎完美的翻译,与原文的关系当如移调后的音乐与原曲的关系一样」。首创「道地化」与「异类化」二词的翻译学大师温努提(Lawrence Venuti),在观察近㈤㈩年英译欧洲文学后,发现出版界也是偏好道地翻译的:英美出版商和评论家多半以「通顺」、「流畅」、「文字优美」等字眼来称赞翻译品质,而很少提及是否忠于原文。

出版界推崇道地文字、注重娱乐效果的作风,是来自市场压力。出版品必须吸引读者,而读者之所以会读译作,正是因为看不懂原文,当然也就无从顾及忠实度了――这时要评断翻译得好或坏,只能从表面文字是否流畅,读起来通顺与否来下手。这种市场需求造就了诸如英国汉学家韦利( Arthur Waley)等文化翻译高手:他被书迷形容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原文翻成流畅的道地英文,让人看了几页之后就忘了是在看翻译作品」,是为中国文学打开欧洲市场的第一人。

然而读者所喜好的道地英文,也正是韦利遭汉学界群起攻击的原因。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就曾以「我为什么痛恨韦利」(Why I Hate Arthur Waley)一文批评韦利一味讨好英文读者,使文章失去了中国味。他引用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观点,说明所谓「读起来通顺」,其实就是以简单的文句来取代文学的深奥,是对文学作品的污蔑。他并进一步指出,翻译的作用之一,是要从外来文化引进新的想法――而新的想法必须靠新的语言来表达――如果一味用熟悉的语句来替换陌生概念,则将永远在旧思维里打转。

由以上学术论战不难看出,道地化与异类化各有其用途,如何取决将视使用者的需求而定。有意阅览翻译文学者不妨先想想:自己是希望将阅读阻力降到最低,尽情享受故事内容,还是要从中得到新知识,藉由阅读多了解外国习俗与文化?如果是前者,则要打听讨好大众的道地翻译,如果是后者,则要寻找忠于字面的异类化版本。而译者也不必在道地化与异类化之间走钢索――两种手法都有市场,两种译法都有其存在的空间――不如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角度切入,将它发挥到极致,让作品有特色。认清翻译的多面性,打破单一权威译本的迷信,让翻译迈入百家争鸣、消费者各取所需的时代,才是造福读者,为人类贡献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