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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

点击数:5074 发布时间:2008/6/15 13:10:04 发布者:stevezz007


引言

许渊冲认为,“出原著头地”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使读者。乐之”。要达到这种境界的惟一手段就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译语不仅要和目的语竞赛,甚至可以和源语竞赛。这首先可以理解成一种同处翻译屡面上的竞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创作也可以算是一种翻译.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翻译成文字。既然两种文字都在表达作者的思想,那就有一个高下之分,这就是两种文字在竞赛了”(许渊冲,2 5 7)。如果从创作的角度去换位理解,这里所指的作者就不仅仅是原作者.也指另一个“作者”,即译者,两个。作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或相近的“思想”。这样.译者和原作者就同处创作层面,因为翻译被等同于原作者用源语进行创作,为了求美,甚至以失真为代价。翻译中求真和求美的矛盾随着创作和翻译之间界限的消失也得到了调和。许渊冲先生的再创论所反映的理念并不是他的独剖,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就说,。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3 7 3)。郭沫若是一位文学翻译巨匠,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他认为,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涌起。创作冲动”。当然,如果要达到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所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境界”,译者的“冲

动”也并不是无度的。

可以看出.再创论就是要打破创作和翻译的界限。其实,这种观点已经显示出对理论家们热衷于去给翻译下定义所持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特别是对。忠实”与“不忠实”,“归化”和。异化”之说的不屑一顾。当译者产生创作冲动,那么对翻译这一过程是否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就只是放在第二位了,首要的是译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再创造使读者“乐之”。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建构》(Constructing Cultures)一书中指出,“如果不强调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具有的属性,这也许是有益的,不妨把翻译枧为一系列文本实践.在此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相互串通”(Bassnett,39)。这也正是许渊冲最提倡的,委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译者就必须同时站在读者和作者的位置上,要投读者所好,此时的译者具有了一种本能的创作意识。

翻译定义的模糊化实际上已经抽去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本质属性,而始终把翻译与原创置于同一地位,从而也淡化了原创,正如巴氏在对已经不再是翻译的“翻译”经过一番剖析之后所指出的,“‘翻译’的归类本身就是模糊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久以来这便已成为事实.所以就有了关于如何区别‘归化’、‘译本’和‘模仿’的种种微不足道的争论,有了关于对原文忠实或不忠实的争辩,以及对过份地沉溺于所谓‘原创’的说法的种种非议”(Bassnett,3 8)。这种认识多少有助于我们接受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史中屡屡占上风的再创论翻译观。曾经引起国内译界讨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其中心问题就是再创作,进而涉及到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再创论或“再创式”翻译所提倡的不是名为翻译实为原创,而是追求一种创作境界。它也不是文化层面上的讨论,与其说是关注目的语文化中译文所产生的从“无”到“有”的异化效应或从“有”到。无”的对等效应,倒不如说是更多涉及译者的主体意识的问题。再创论并非有悖于当下的流行视角,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译者早就已经确立了与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是以语言的本质为出发点的运思,译者的显身只是意义被解构后一种主体性的实现,而再创论所关注的是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主体身份的转变,最终落定的对象是文本。由此看来,我们与其说有必要给予再创论以过多的后现代理论的关怀,倒不如说有必要关注翻译中的再创作所导致的译者意识的转变或创作意识的确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以“有”译“无”和以。无”译“有”的翻译文本的走向。

从钱钟书、郭沫若到许渊冲,“再创式”翻译已经发展到一种与原创相提并论的地位,这一点在许先生的论述中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对翻译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翻译恰如“灵魂转生”,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翻译要做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会有欠额和超额的翻译,“化”不当总是会发生的,是“讹”的一种表现,而钱氏对“讹”译是抱一种宽容态度的,更何况是“出原著头地”的所谓“讹”译。译文作为一种亚文本,总会带有误译的成份,但这也许恰恰是令“译者”得意的误译,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超导”,因为“超导体导电不过是无所失而已,而独创的翻译不仅无所失,还有所得,有所创造,-…·能够超过‘超导’,那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许渊冲,l00)。且不说所谓的“无所失”是否能做到,仅就许先生所提倡的“超过‘超导”,就已经是把翻译的再创功能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甚至是视为“最高境界”。如果说钱钟书的“超越论”尚不明朗的话,那么许渊冲的“优势论”、“竞赛论”和“再创论”的三论合一就已经发展为一种自觉意识很强的翻译观了。试以许先生的几个译例来理解再创风格的实践:

原文: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E维《鸟鸣涧》,

译文: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ir unenjoyed;,In still night hills dissolve into the void./The nsm’g moon arouses birds to sing;/Their fitful twitter fills the dale with spring,(许渊冲译)

从整篇译文中可以看出,译者想以“不译”为“译”,以“有”译“无”,传达出一种与原诗吻合,甚至超过原诗的那种“无人赏花”的闲情逸致。虽然hear,to sta’g,fillsthe dalewith spring等几处从字面上来看与原文并不一致,但译文荐造了一个与原诗相一致的整体意境,突现译文的创作功能。读者身处译者营造的情境,得到的却是原诗的意韵。其中dissolve tnto the void表面上与原文很贴切,但译文巧妙地用了一个对应词void描绘了不同的场景,而展现的却是大致相似的意境,因为dis solve是当。溶解”、“分解”或“消失”讲,译文可理解为“山峦隐没”或“四野皆空”。许渊冲先生在翻译黄兴的《咏鹰》中。木落万山空”一词时干脆避开了“空”字,译成Leaves fall and mountains sigh,这完全成了译者的再创。

原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捶。--t之涣《登鹳雀楼*

译文: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s bows;/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flows.,You can enjoy a era.haler sight/lf you climb to a greater height(许渊冲译)

译文中的a great height虽然没有直译出“更上一层楼”所体现的“境”,但也没有任何创作的痕迹。相比之下,第一句中bows一字则完全是译者的再造,可见用心良苦。除此一处之外,译文的完美与其说是再创之功,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形似”和。意似’的高度统一。由此可见,“再创作”也可以体现为翻译中的个别。症状”,比如说,体现在“依山尽”一处的翻译上,成为翻译批评中个别的诊断对象。

原文: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

译文:Deep deep our love,too deep t0 show./Deep deep we drink,silemt we grow./The candle grieves to see us apart:,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out heart.(许渊冲译)

译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是个“得道者”,然后完全沉浸在创作的状态中。此时“翻译”只是一个旗号。翻译是假,创作是真。特别是“唯觉尊前笑不成”一句的译文,更显译者的再创痕迹。但没有生造之感,而且为全诗的翻译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意境。

再刨论所提倡的翻译被一些学者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甚至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境界。翻译尽管可以等同于创作,但毕竟不是原创。不管译者的创作冲动有多么强烈,其所作所为总是在想方设法把原作中的意境再现给译文读者.不管用“汾酒”还是用。茅台”去替代“伏特卡”(郭沫若语),其目的总还是要营造类似的艺术意境。但这提醒我们思考一些问题:翻译的再创作何为度?再创作是否还具有翻译属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翻译标准的双重性问题。

巴斯杂特认为,所谓的原刨的概念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是现代的发明,翻译、原创和著作权都是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的。于是,翻译似乎只是一种低级的商业行为,始终处于边缘化和从属的地位.其结果便可能使翻译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特别是突显译者作为艺术再创造的主体,追求郑海凌在《文学翻译学》(2 0 0 0)中所描述的。和谐”的境界。由于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所导致的理想境界,如果把握不当,就有可能是一种超额的或欠额的再创作,说到底还是一个意译的度的把握的问题。由此可见,“再创”和“和谐”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真正的再创必然是和谐的。真正的和谐必然是再创。任何因“得意”而“忘言”的翻译都可以是再创造,但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不能“忘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脚上的镣铸”,否则就会是过度甚至是无度的创造。如果说翻译的再创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源语文本形式的羁绊的话,那么,其分寸的适度与否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比如,把杜牧的《赠别》“唯觉尊前笑不成”译成Deep deep we drink,silent we grow,可以被认为是从心所欲的妙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超出临界点的发挥。而过度发挥并不总是令人称道的,尽管早在l 7世纪。英国的著名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就反对。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文的美就在于那副“镣铐”的存在。实际情况是,在理论上充分彰显翻译的再创本质就很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度。的失控.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一旦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失控也就成了司空见怪的现象了。笔者在此无意否定那种再创意识很强的翻译.倒是想在翻译批评话语中对“再创式”翻译,特别是对过度的再创作作一种隐性的诊断.从而认识“再创式”翻译的双重属性,避免对这种翻译策略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种臆性的诊断不一定带有颠覆性,相反会给翻译中的再创作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

图里(Gideon Toury)早已提出所谓的“伪翻译”说(ps~udotranslating)。需要注意的是,图里所说的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是指那些名为翻译而实际上根本无原文可依的“译作”。换句话说,并没有发生语际转按.也不存在任何翻译关系。在西方,伪翻译作品历来是用来向本土文化推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或文学新风的捷径。由此可以在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学实践中不引起非议。这是因为本土文化通常会对翻译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是翻译的,就可以放行。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许多文坛的创新者都是打着翻译的旗号。按照图里的解释,伪裔译其实不是翻译,有的是因为作家想改变路数,但又不希望读者把新的作品与代表自己原有特色的人名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打着翻译的幌子推出自己的新作品。也有的是为了躲避查禁.把一个假设的作者当作替身。毫无疑问.伪翻译与所谓的真翻译(genuine translation)就其文化地位来看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有些文本以翻译的面目出现,这并不是因为在某一种文化中存在着‘翻译’这一概念,而是因为这种概念以及相关的现实在这种文化中被赋予了某些功能.更重要的是.这些功能被该文化中的成员所接受和承认”(Toury,45)。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伪翻译没有真正的译出语文本来源,也不存在任何转换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翻译”这块招牌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通行证”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地位。这与假冒的洋品牌在某种意义上更显真正的洋品牌的价值所在是同一个道理。“伪翻译”的概念也曾被拉多(Gy~rgy Rad6)用来指过分偏离原文的目的语文本,以至于这种目的语文本很难被称为是翻译文本。拉多认为,是否可称作伪翻译,要视其与原文的背离程度而定。根据原文编译成的目的语副本等都可以称为是伪翻译(Rad6,1 87—96)。其实.改写或编译是否可以列入伪翻译之列,这取决于译者是否声明,如果是以改写或编译的名义出现,那么在本质上与所谓的“真翻译”并没有区别,只是在处理技术上或策略上有差异。但如果是以翻译的名义出现.就可能是一种再创作。“再创式”翻译所强调的是译者创作意识的突显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文学效果,会给读者造成错觉,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欺骗性”。这就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翻译和创作的杂合。

中外翻译史在发展初期就经历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杂台阶段,林纾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冰雪姻缘》(后译Ⅸ董贝父子*)就掺杂了译者个人的感情色彩。古罗马翻译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就主张翻译与原作媲美,甚至要超过原作。这种现象在现当代中外翻译史中并没有消失。庞德翻译的《华夏》之所以能在创作和欣赏上引起一场革命.恰恰就是因为那些“向壁虚构”和中国古典诗中的“意象”手法的结合所产生的效应。伪翻译在翻译历史中的合法性也反过来使所谓“带有商业色彩”的。真翻译”趋于伪翻译或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准伪翻译”,从而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打着翻译的幌子而享受到更多的自主,并赋予目的语文本以特殊的价值。

“伪翻译”一词在学理上并不完全是贬义的。“再创论”译者往往是在与原作者竞赛中的获胜者,他不仅考虑到了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还考虑使文本具有充分的可信性,让读者确实感到这是译本。译者的成功体现在他的语言超越了原作者,同时又让目的语读者相信他们所读到的是翻译。这时的译者已向伪译者的身份靠近。至少成为了“准伪译者”。图里认为,伪翻译人(pseudotranslator)为了达到其最终目的,在他们自己的文本中加入某种特质,即那些在陈旧的目的语中多少会使读者与某类文本的翻译或出自某种源语和文本传统的译本联系起来的特质。通过突出与真翻译的相似性,来使伪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通行无阻(T 0 u ry,45)。在伪翻译人眼里,原作只是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平台,为在自己的文本中加入“某种特质”或为使读者联想到”某部源语文本”提供了便利。译者在告诉读者:译本是基于某部原作的作品,但译者在制造“译本”的过程中始终抱定一种思想:要替代原作者,而且是同为创作者的替代。。译文”读者感受到的是“译者”的东西。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关系问题已经被淡化了。由此可见,尽管伪翻译的概念最初只是指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伪”的程度也可取决于译者所加人的创作成份的多少。

当然,要使读者感到自己是在读译文,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去突出表现原文中的异文化色彩。事实上,只要是基于原文的再创作,就不可能完全抹杀源语的文化差异,因为翻译中的再创作强调再造与原文相同的意境,大可不必担心目的语读者只会得到类似于本土语言所能创造的意境。具有伪翻译倾向的“再创式”翻译似乎并不过多的关注文化因素,但译者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标新立异,或者能给目的语读者带来新意。即便有个别带有源语文化色彩的要素在译文中被本土化,那也无碍整体的异域氛围。其实只要是翻译,本身就已经是一块意味着标新立异的招牌。

西方传统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篡改和背叛,是次于原文的。再创论同意前半部分的说法.但绝对不认为译文次于原文,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愿望。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本雅明(Walter Banjamin)的重新解释则把翻译视为原作的“来世”,译文之所以被接受正是因为它被看作译文,同时也是因为它被看作原文。事实上,读者正是以这种心态对待译文的。当英美读者在读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唐诗三百首*的时候,他们所读的就是通过翻译的原作(the original through translation)。笔者注意到许渊冲先生在“新世纪的新译论”一文中提到美国学者称《楚辞》“当算英美文学的一座高峰”(许渊冲,2 5 8).这就是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造成的一种错觉,这与韦努蒂《译者的隐身》(r^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所提到的“错觉”是一个概念。“再创式”翻译中的译者“隐身”是要显示译者的幕后操控能力,就是要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类似于最初源语文本所创造的文学意境。其实,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真”译者还是。伪”译者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从英国诗人查普曼(G e o r g e Chapman)翻译的荷马史诗到中国近代林纾的翻译实践,古今的译者在把自身介入译文上成功者无数。尽管也一直遭到批评,但译者通常都会选择以隐形的方式参与进来。这种隐形的参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体现译者的创造意识。巴斯奈特曾提到博格斯(Jorge Louis Borges)的《皮埃尔·曼纳德.诘诃德的作者》(Pierre Menard,Author 0f the Quixote),实际上就是用来从反面阐明这样的道理:翻译要与原文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博格斯笔下的主人公想写一部《堂诘诃德》(Don Quixofe,,他设法让自己去过与原作者塞万提斯一样的生活,最后写成了,而且一字一句都与原文不差。这个故事实际上提示了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百分之百做到这一点则是荒唐的。博格斯从来没有用“tran slation”这个词,但完全可以用来点出翻译的道理。同样.想用另一种语言毫无偏差地翻制出原文的模样,这也是绝对做不到的。译者的影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译文中,当然这是另一位作者的“影子。。至此,我们不妨对再创的度的把握和真伪翻译的界定归属于译者主体意识的问题,随着译者再创意识的增强,伪翻译的嫌疑也就越发暴露。当然,人们赖以甄别翻译真伪的道德观也是带有历史性的,其有效性只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体现出来。

结柬语

传统意义上的伪翻译的概念在当今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存在意义了。正如图里所指出的,随着这个世界已迅速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eLuhan)无边境世界理论中的“地球村”,特别是由于版权法的严格实施,伪翻译在某个文化中并不被视为某种文类,或者说伪翻译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旧时的概念却可以被重新激活.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我们已经很难再对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作者已经死了的说法提出有力的反驳,从而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同等的地位,但这只是哲学层面的理解。而再创式翻译却是以超出翻译,甚至摆脱翻译为目标的。如果还要以翻译的名义在目的语文化中出现,那就可能是具有伪翻译倾向和初显伪翻译特征的“翻译”。

根据巴特的观点.文本是各种文化要素的合成,作者的任务就是进行混合,把一种。引文”与另一种“引文”放在一起。作者把思想变成文字的过程在巴特看来实际上就是作者让自己已接触过的文本中的片断和回声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同样道理,再创式翻译也经历同样的过程,本质上是和写作一样的。对这一点再强调也不为过。正如巴斯奈特所说:。我们自认为很清楚什么是翻译。在我们看来,翻译是跨越二元分界线的一种操作行为。于是总会把自己纠缠于诸如原创性和真实性等问题,纠缠于权力和著作权、主宰和依附等问题。但我们是否确定我们了解什么是翻译了昵?被我们称作是翻译的文本是否总是同一类文本呢?”(Bassnett,27)源语文本“来世”的面目各异,这就已经意味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于是就有了竞争。这时我们再回过来理解巴斯奈特所提出的“翻译不是翻译”.就有了新的认识。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传统的翻译理论观照下的再创式翻译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它们都强调译者的身份,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主观介入意识或作者身份的替代意识,而后者更强调译者对差异的保护意识和译者的责任感,这种意识是解构主义哲学落实到翻译实践层面的。副产品”。我们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把现代版的伪翻译归属于一种独特的翻译文类.就是要培育一种对再创作,甚至是过度再创作的宽容的批评态度,维护译者创作“冲动”和创作欲望的合法性,并且为“不是翻译的翻译”这种独特的翻译文类和带有伪翻译倾向的个别“症状”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