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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翻译的性质和作用

    来源:广州市外事办  浏览次数:4750  添加时间:2009/6/24

  一、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最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媒介。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可以不与外界接触。但世界上约有230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千个民族,三四千种语言。世界上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近100种语言,其中,有13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5500万。说汉语的人数最多,达12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使用人数约3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和法语。这么多国家和民族,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要进行交往谈何容易?当然,有些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相同。如:世界上约有60来个国家和地区讲英语,40多个国家讲法语。语言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但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交往、交流,就需借助于翻译。所以,翻译是国际交往的桥梁。


    二、翻译工作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各行各业,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序日益加深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需要了解他国的情况,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但这些行业毕竟还可以在本国内部独立存在,自行发展。对这些行业来说,翻译只在对外交往中起辅助作用。然而,翻译在外交工作方面则不仅仅是起辅助作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是通过会谈、会议、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的主要手段。如果两国官员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对话。但如果语言不通,则必须经过翻译。所以,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没有嘴巴,说不通;没有耳朵,听不懂。没有翻译,两国领导人无法交谈。用手比划,可以表达简单意向,但不能交换看法、想法。所以,对于不懂外语的领导人来说,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少了,就办不了外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抵达中国,苏联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很生气,对柯说:“我真想捶你一顿。”幸好,有中国译员在场,给译了下来。否则,即使有再重要的信息,也不能互相通报。有再重要的问题,双方也无法讨论。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在我国外交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因翻译不出或翻译失误而影响外事的情况。如50年代初,某国国王逝世,该国外长照会我驻该国大使:“我悲痛地通知阁下……”我译员错译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而在我方复照时,又将“我沉痛地接到您的通知”,译为“我荣幸得接到通知……”为此,该国向我提出意见。又如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中东某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从北京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教授当译员。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讲话。外宾改用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不出来,出现冷场。礼宾司同志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语翻译上场。如果外宾不懂英语,或现场没有英语翻译,周总理就无法与外宾进行交谈。还比如,几年前我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曾接待过一个奥委会代表团。我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向对方详细通报了我方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准备工作后说:“现在,有戏没戏就看你们了。”有同志把“戏”译为“show”,这句话就成了:Whether there is a show or not is up to you.显然把“戏”直译了。“戏”在这里的实际含义是,“申办是否成功,取决于奥委会了”。可见,翻译水平的高低确实直接影响到外交工作的效果。
    在外交谈判等正式外交活动中,国家领导人使用本国语言讲话,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国际社会公认和普遍的做法。即使有些外语讲得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在私下交谈时可能使用外语,但在会谈、会见或在宴会、招待会等正式场合上发表讲话时,一般使用本国语言。这首先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和体面。例如,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联合蒋介石政权搞“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8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则提出了“中共侵略朝鲜案”的反提案。11月,伍修权大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随后,台湾代表用英语作了发言。他的话音刚落,伍修就举手要求发言,对他的论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诸位先生,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用。”这使得那位代表非常尴尬。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台湾代表不用汉语用英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外交场合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母语好于外语。用本国语言讲话,不仅容易准确表达,而且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进行思考,分析判断对方的讲话,考虑如何做出反应,如何阐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时,日本政府代表野村吉三郎自认为英语不错,坚持不用翻译。但事实上,在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中双方曾在一些词义上产生误解。此事后来常遭日本外交史学家的指责。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大多使用本国语言。再者,使用翻译还可以有回旋余地。万一发生失误,可以以翻译错误为由,加以更正、弥补。当然,也有国家故意将责任推给翻译。如: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斯大林突然对中国代表团的翻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文本的印刷,否则今天在此也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了。”而实际上是由于苏方没有准备好文本。为了逃避责任,就推到了中方身上。
    翻译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对外交往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0年代,由于王明、康生之流在莫斯科封锁延安的消息,共产国际对中共,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那么理解。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决定让精通俄语的师哲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译成俄文,向共产国际的各兄弟党宣传介绍。师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把大量的文章和文件译成俄文,帮助许多同志和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终于承认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告诉王明不要“争当领袖”了。从此在共产国际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领袖地位。这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到了4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转入全面反攻时,斯大林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仅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而且还压中共与蒋介石合作,“共同建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不理解,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特使访华,了解中国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力量等。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米高扬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与政权形式。所有会谈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师哲一个人承担了,因为米高扬带来的翻译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在与中国领袖谈了一周后,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人是成熟的、坚定的,正在领导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正是由于对中国形势有了正确的了解,苏联政府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个小时就发来电报予以承认。这一例子足以显示翻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面临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新生革命政权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摧残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急需苏联在舆论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作出了在外交上“一边倒”的决策。1949年12月,在斯大林生日之际,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以给斯大林祝寿为名,与苏方就双边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毛主席与斯大林正式会谈时,斯大林揣测毛泽东访苏的意图,小心地试探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它要既好看又好吃。”苏方不明白“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作为翻译的师哲准确理解了毛主席讲话的含义后,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这主要是给世界各国看的;好吃,就是说要有内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请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商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事项,以代替国民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一系列条约。翻译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事翻译
    我中央领导一向非常重视翻译工作。196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李越然担任翻译。访问前,为了让他熟悉毛主席的思路、言谈特色、口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李越然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一天,毛主席对跟着他散步的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说:“你们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毛主席还对李越然说:“伏老(批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了,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毛主席用“管说话”三个字概括了翻译在对外活动中的任务,用“你帮了我好多忙”这句话高度评价了翻译的作用和地位。
    周恩来总理也一向非常重视翻译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他说,“英语遍世界,翻译是桥梁”;“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坐在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重要,但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
    周恩来总理不仅看重译员的翻译作用,而且把翻译看作“助手”和“参谋”,鼓励译员对外交文件草稿甚至已定稿提修改意见,对工作提建议。对翻译提出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不仅同意修改,而且还要表扬。总理曾多次在组织翻译重要文件之前,亲自召集译员座谈,讲文件的精神,解答提出的问题,征求对文件草稿的意见。总理找外交部部、司领导研究重要问题时,也常让有关翻译参加旁听,有时还问翻译有何看法和补充意见。
    周恩来总理理解翻译工作的困难性,尊重翻译及其工作。他说:“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要想的那么容易。说几句话容易,真正翻译得那么恰当,是不容易的。”总理接见外宾时,常常事先把要谈的主要内容甚至重要的语句告诉译员,以便译员早作准备,保证临场译得准确。总理这样做,人仅帮助译员熟悉了政策和业务,而且有利于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他还特别注意照顾翻译。世界上不少国家在会见、宴请活动时不给译员安排座位,译员只能站在后边。在我国,周总理指示安排译员座位,与外宾照相时让译员参加。在70年代初,还曾指示新闻单位报道参加会见的译员等工作人员的名字。
    周恩来总理还十分重视翻译干部的培养和储备。他多次指示外交部制定培养翻译的计划,亲自建议和批准建立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外语院校,开设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翻译班,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江泽民主席也非常关心翻译人员。常常对译员的工作成绩予以鼓励。1989年10月,江主席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风波之后第一次举行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当时做翻译的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同志。在外交部翻译室的集体帮助下,经过本人的充分准备,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翻译工作。事后,江主席指示秘书打来电话表扬了译员。江主席还常常教导译员要多读书、多学习。
    李鹏总理对译员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则问寒问暖,亲切关怀。如有一位常为他担任翻译的年轻译员工作时间短,积蓄少,而外事活动多,服装要求高。李鹏总理注意到后,亲自过问帮助解决。
    钱其琛副总理也非常关心译员的全面成长。他还为外交部翻译室亲笔题词:外交翻译,大有作为。可以说,中国外事翻译干部的成长离不开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


    四、选配翻译是外事活动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我党、政府、人大、政协领导人以及外事部门或其他部门领导人出国访问,或邀请其他国家领导人来访,举行会见、会谈、宴请、招待会,或组织外国人参观、游览,事先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要做,选配译员是其中之一。领导人在忙于了解有关国家和双边关系情况、研究决定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或对策的同时,也常常关心选派合适译员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尽量选派翻译水平高、工作态度好、熟悉情况、熟悉领导人的讲话特点、口音习惯的译员,以保证外事活动的顺利和成功。有的领导人还亲自审阅讲话稿的外文译稿。有一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举行记者招待会。有关单位举行协作会时,除讨论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其他准备工作之外,还专门讨论了翻译的选派问题。因为法律问题比较专,有人建议启用懂英文的法律专家担任翻译,如大学的法律系老师。有人担心,使用没有翻译经验的人来为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担任翻译有困难,主张使用专职翻译,也就是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来做这场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工作。大学老师常年从事教育工作,对法律问题了如指掌,英语造诣也很高,但缺乏翻译经验,缺乏现场直播压力的锻炼。而翻译室的同志虽有翻译经验,但以对法律知识了解有限。两者各有长短,难以两全其美。最后决定派大学法律系老师担任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翻译,由外交部翻译室派一位同志以备万一。记者招待会进行到一半时,这位法律系老师连续两次未听明白一位有点口音的记者的问题,致使这位记者从位子上跑到台前去解释。幸好有后备翻译,及时安排后备翻译上场把这场记者招待会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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