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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季羡林谈翻译

  作者:李景端  来源:中国翻译  浏览次数:4151  添加时间:2007/11/23

     编者按:季羡林先生2004年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之后,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向季老请教,季老在医院中认真做了答复。现将两人对话的内容,摘要予以刊登。

    1.膨胀数量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到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项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下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2.制止翻译质量下降需要综合治理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的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很严重,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对于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要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到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到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3.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现在少见像傅雷、朱生豪、汝龙那样一批很知名的翻译家,这与我们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季羡林:我认为,我们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并不低,否则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这么广的翻译成果。当然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所以,要加强翻译专业队伍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作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我还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才好。

李景端:我国至今尚无国家授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存在许多困难,不知您怎么看?

季羡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过要设立政府颁发的 “翻译奖”,这不仅因为许多国家都设有,更因为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由政府某个部门牵头,先把这项奖设立起来,再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一件实事。

4.克服“偏食”,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您认为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又不是主管官员,看不准,说不全。但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综合形成的。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偏食”现象,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图书、影视几乎都是这样。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从文学翻译来讲,其实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乃至不同门类、不同体裁,都应该择优翻译,协调介绍。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解决这个“偏食”现象,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第二,政策上要研究如何调整。比如说,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翻译报酬,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政协开会,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惟独没有翻译界,不在乎多少名额,列上这个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因此,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如此等等问题,都有待研究改进。

第三,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翻译工作重要性,说起来都知道,但实际工作中,至今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明确统管翻译问题。前年梅绍武等三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结果依然没有下文。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李景端 原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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