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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语词汇学与文学修辞学的联姻

  作者:凌建侯  来源:翻译界  浏览次数:4222  添加时间:2008/2/2

凌建侯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1 背景与问题

如何把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现代语言学的确立和推广,语言作为“体系之体系”1的构造特征得到了精细的解析,解析的方法则被引入了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大致从20世纪中期开始,语言结构体系的研究逐渐转向了语言的(交际、认知等)功能和应用的研究,言语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逐渐成为语言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修辞学、叙述学、诗学、文章学、演说术等或新或旧的学科,都在各种话语理论的辐射中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白春仁 2000

作为俄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俄语词汇学研究词汇体系及其特征,广义词汇学还包括词源学和辞典学。20世纪初期以来,随着语言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俄语词汇学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相继或平行地出现了历史词汇学、比较词汇学、描写词汇学、辞格(传统修辞或实践修辞)词汇学、功能修辞词汇学等。但无论是上述的哪种视角,基本上都取用从“单词”到“文本”的研究路线,就是说,先对单词做出定位,譬如属于什么词义类型,有无同义词和反义词,有无同音词和近音词,搭配能力如何,是新词还是旧词,是外来词还是固有词,是文语词、俚俗语词还是术语词,是富有感情表现力色彩的词还是修辞上中性的词,在此基础上再谈论怎么使用它才符合俄语规范等问题,然后在不同文体和语体的话语(文本)中找出适当的例子加以说明。类似的研究对于把握词汇体系的特征以及辞典的编纂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俄语习得,特别是对俄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俄语词汇学的大部分成果主要是解释了词汇的规范,即在一般情况(语境)下用对了还是用错了的规范,在如何用好特别是用活方面依然具有可以开拓的广阔空间。所以,词汇学研究也不妨横向拓展,采取从“文本”到“单词”的理论思路。不在文本之中很难体会到用词的好坏,更何况在艺术文本之中还经常出现不合语言规范、但符合艺术规律的活用的情况。

从“文本”到“单词”的词汇学研究已经不是纯粹的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而是语言学与演说术、诗学相结合的研究。具体地讲,是把文学文本分析与词汇学理论结合起来,在词汇层面上揭示艺术语言特点的研究。俄罗斯不少学者已做过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且他们切入艺术语言的角度和方法大都是整个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Р.О. Якобсон曾说:“诗学研究言语结构的问题,就像美术理论研究绘画的结构。因为语言学是研究各种言语结构的一般科学,所以可以把诗学看做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雅可布森 1994172-173)这种说法虽然极为偏激,因为把文学只看做是一门语言艺术,就会忽视文学的认识、伦理、心理、教育等因素,但道出了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联姻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В.М. Жирмунский(200141-42)的诗学理论也以语言学为基础:

普通诗学或者理论诗学的任务是系统地研究诗歌的各种手法,对它们进行比较性的描述和分类,因为理论诗学依靠具体的历史的材料,应当建立起那个由各种科学概念构成的体系,诗艺史家在解决个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就需要这些概念。既然诗歌的材料是词,那么应当把语言学提供给我们的各种语言事实的分类确立为诗学的系统理论的基础。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服从于艺术任务的事实,也就都成为诗歌的手法。因此,理论诗学的专门章节应当符合语言科学的每个章节。

接着他从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词汇学5个角度详细讨论了诗艺基础,因此他的诗学理论被反对者戏称为“诗歌语言学”(巴赫金 1998a220)。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和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一样,虽然同包括Р.О. Якобсон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这是在形式主义这个大框架内的争论,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加强。当然,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与前两者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其诗学观的语言学基础并不单一,一方面他利用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借鉴了以Karl VosslerLeo Spitzer为代表的新洪堡特派的思想,譬如在不少论文学语言风格和全民语发展史的论著中,他发展了现代语法学观念和洪堡特及新洪堡特派关于语言即艺术创作的观念,从语言修辞学与言语修辞学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文学语言和全民语的互动关系(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55),他还借助对文本内部语音、语法、词汇及其功能等各修辞-语义层的分析来确定作品的核心形象——作者形象(参看白春仁 1993252-260)。

应该说,把不断更新的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这是20世纪俄国语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这一领域首开先河的俄国学者有深受洪堡特影响的哈尔科夫学派的领袖А.А. Потебня(2003),此后俄国形式主义者、М.М. Бахтин、О.М. Фрейденберг(1997)等人在20世纪10-20年代各自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且还对欧美的叙述学、文体学等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申丹 20014-5D. Attridge 199644)。不同的“语言学诗学”思潮基于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发展起来,彼此区别又相互发扬。我们选择现代俄语词汇学与文学修辞学的交叉研究,主要目的当然不在于借助文学作品这个丰富多彩的语料库来探讨语言的一般规律,而是试图利用俄罗斯语文学大师们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我们在“现代俄语词汇学”教学和研究中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运用词汇学知识进行自己的研究。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已有学者了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主要代表Р.О. Якобсон和Г.О. Винокур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个区分实际上既是索氏建立语言的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同时也是最引起人们争论的观点之一。在Г.О. Винокур(199026)看来,探讨语言规范体系的任务由内部语言学来担当,探讨言语及其个人风格的任务则由修辞学来担当,因为修辞学研究语言现象,其视角在于“说话人如何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修辞学分析个人的言语“是要受言语所遵循的目的左右的”,诗学研究的正是个人的文学话语及其风格如何转化为新的规范因素,如何转变成“能够涵盖一般语言规范体系的新‘规范’体系中的一个成分”,换言之,诗歌创作不只是对一般语言规范的偏离,同时也生成着新的规范,首先以新的诗语规范因素的形态出现,而后这些因素通常会进入普通语言规范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在“诗学只是修辞学的一个部分”(同上:29)和“诗歌是行使着审美功能的语言”(Р.О. Якобсон 1987275)的背后,隐藏着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试图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在语言与言语之间建立起牢固联系的努力,这就是在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语言艺术,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普遍性规律。

对于巴赫金的诗学理论而言,语言学同样占据着基础地位,但巴赫金取用的不是现代语言学,而是他自创的超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超语言学思想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但概念本身首次出现在1963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巴赫金 1998b239-240)实际上这是一门研究话语对话性的特殊的言语语言学,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是为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语言风格服务的。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并不局限在小说话语的对话性,而是在词汇层面上分析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它们的语言风格和主人公的言语个性。
词汇学研究单词,与语义辞格理论研究单词(如考察单词与其所指述的事物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和传统修辞学研究单词(如考察词语在上下文中与其他词语的关系)相比,与超语言学研究单词相比,存在着较多的交叉之处,但角度有所不同:

比如,古旧词或方言词的细微意味,告诉我们存在着别的语境;告诉我们这些词出现在哪里,是适得其所的正常用法(如古代文献、方言)。不过,这别的语境是语言的环境,而不是言语的环境(指确切意义上的言语);这还不是他人的语言,而只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未组成话语的语言材料。只要词语的细微意味带上某种程度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只要确定无疑地存在着他人的一番话语,而这些词恰恰借自此处,或者仿此运用,那么,我们面对的已是一种模仿他人风格的现象(仿格体),或者是讽刺性的模拟(讽拟体),或者是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同上:245-246

显然,这里的“适得其所的正常用法”指的是什么样的用法为我们提供了正确使用的规范;“语言的语境”实际上是抽象出来的某种言语的语境,就像课堂上用于句法分析和修辞分析的句子所处的一般语境那样;“个人色彩”指的是个人话语的特色,特别是文学话语,往往会有所创新,形成别具一格的个人风格,作家主要是在各种风格独特的他人话语中,而不是词典里采撷言辞,因此他所仿用的言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带上了别人的色彩,假如仿用者对被仿用的言辞施以特定的意向,不同于被仿用者的意向,那么就会出现仿格体、讽拟体或故事体的文体特征。对词汇细微意味的不同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语言学和超语言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不同和互补。根据巴赫金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白春仁 2000)的结论,表面上看这是跨过了语言的语言学,直接进入了言语的语言学,不过巴赫金并未忽视前者的重要作用,“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即现代语言学或语言的语言学——本文作者注),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现象——语言,但研究的方面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它们两者应该相互补充”(巴赫金 1998b240)。实际上,任何形式的言语研究,都离不开作为整体的语言和某一整体的语言(用洪堡特的话讲就是语言和具体语言)的研究,与此同时,言语研究反过来又会拓宽语言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3 实例分析
在现代俄语中,从其他语言借用词汇是产生新词的重要途径,而外来词通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无限制使用的外来词汇。它们在俄语固有词汇中没有等值词,根据同化程度可分为3组:完全丧失了外来语源特征(如картина);形态上还保留着外来语的某种特征(如жюри);国际通用词汇(如интернет)。第二类是使用上受到特定限制的外来词,也分成3组,即未普及的书面语词(包括科技术语)、异域风情词、未本族语化的外来词(不被民族语言所固定下来的语言单位)。未本族语化的外来词与异域风情词一样,都带有极为明显的“外国”特征,但后者是母语中没有相应的概念而不得不引入,前者一般都有相应的概念和语汇,譬如“斗牛士”是异域风情词,“拜拜”则是未本族语化外来词。未本族语化外来词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语言的词汇体系中,只是个别人在口语中使用的。俄文有一个专门的讽刺性说法,讲的是“滥用”外来语汇这一现象,叫做“喧响的外来语”。但“不入流”的外来语汇在文学作品中却时有出现,洋腔洋调诗或夹杂外国词语诗就是用大量的未本族语化的外来词创作而成的。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国民一致呼吁要避免“喧响的外来语”,在文学创作中诗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采撷外来语汇,读者对这类作品还津津乐道。原因何在?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这里的语言行使着审美的功能而不只是纯粹的交际功能。
夹杂外国词语诗(意大利文poesia maccheronica),是指一种戏谑诗或者讽刺诗,诗歌文本中夹杂着母语中并不使用的许多外国词语,或者根据外语风格仿编的许多词语;古罗马时期已为人所知[公元前4世纪罗马诗人奥索尼乌斯(Decimus Magnus Ausonius)的诗作]。“夹杂外国词语诗”这个名称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指的是这样一类布尔列斯克(法文burlesque,文体故意与情节不相符合的作品)诗作,其语言是由拉丁语词和拉丁语词形的意大利语词混合而成的[譬如16世纪福伦戈(Teofilo Folengo)的作品]。在俄国诗歌中,米亚特列夫(И.П. Мятлев)讽拟崇拜法国的俄国贵族们的言语,创作出了夹杂外国词语诗的典范之作(《库尔久科娃女士国外观感和印象记》。夹杂外国词语的风格在散文作品中也同样使用,通常用来刻画言语(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里叙述人的言语)。(А.М. Прохоров 1974230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概括出夹杂外国词语诗的3个特点:1)这种文风的作品从古至今在西方各国都普遍存在,而且对诗歌以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2)从内容上看夹杂外国词语诗一般都具有讽刺的特点,从体裁渊源上看带有民间戏谑文化的因素;3)各个时代的此类作品在用词上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主要表现在对外来语汇的讽拟,不同主要表现在作为被讽拟对象的外语侧重不一,从中可看出时代变迁和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福伦戈的六音节体长诗《巴尔杜斯(Baldus)》共20卷,作者把它看做是“一盘意大利食物”,按照16世纪时的习惯“由面粉、黄油和奶酪简单混合而成”(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993603)。全诗由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创作而成,但充满了仿拉丁语词形的意大利文学语汇和意大利方言语汇,表面上的词形相同反而更加突出了意大利语词的低俗,凸显出文体风格与内容的扦格不入,这使作品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不是一般的讥嘲,而是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被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所忽视的民间价值观念的确认,颠覆中世纪宗教、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观念的狂欢式的戏谑。巴赫金曾多次提到福伦戈的创作和洋腔洋调诗对拉伯雷狂欢小说《巨人传》的一定影响(巴赫金 1998c170210240347)。米亚特列夫在《库尔久科娃女士国外观感和印象记》中描写了坦波夫省的女贵族库尔久科娃去西欧旅行的全过程:

我来到了彼得堡           В город Питер дотащилась
给自己,也给阿涅塔       И промыслила билет
以及铜匠哈里顿,         Для себя, э пур Анет,
搞到了船票。             И пур Харитон ле медник.
“继承者”号轮           Сюр ле пироскаф «Наследник»
载着全部乘客             Погрузила экипаж,
起航开始了旅行。         Приготовилась в вояж.
(笔者译自И.П. Мятлев 1969182
作者借助对法语、德语等西欧词汇的讽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女主人公无知、自信又好表现的性格,展现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俄国上上下下的贵族们,不论男女老幼,从首都到地方,从物质到精神,“一切都向法国看”的社会时尚。
马雅科夫斯基在写于1925年的短诗《百老汇》(1998)中,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社会面貌:机器昼夜轰鸣,美国忙个不停,人们有了空闲,要么嘴巴里嚼着口香糖(чуинг,chowing),要么是给孩子喂奶,但不管大人还是婴儿,满脑子想的都是挣钱(Мек моней,make money),仿佛连吃喝都变成了生意(бизнес,business)的一部分2。如果《百老汇》使用美语词,旨在更加生动、可信地突出美国民众为生活忙碌的画面,表达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讥讽之情,那么对下面这首20世纪末期发表在《文学报》上的小诗而言,讥讽的对象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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