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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意译辨析

  作者:王晓元  来源:翻译界  浏览次数:8059  添加时间:2008/6/23

作为一种现象,直译与意译恐怕是自有人类的翻译实践─至少从有案可查的笔译算起─以来,便一直存在的了,可谓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而从翻译方法论意义而言,在我国,直译与意译之争,至少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时期(罗新璋, 1984)。支谦《句法经序》不但记载了一千七百多年前两者的一场争论(陈福康, 1992:14-17),而且道出了译者之所以采用直译的根源之所在,用维氏难的说法,乃是“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换言之,其中含有译者视经典为优越或神圣语言的崇拜因素(参见申丹, 1997)。其后“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梁启超, 1920; 转引自陈福康, 1992: 17),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更是影响深远。而与道安同时的鸠摩罗什则反对直译,力主意译(刘重德, 1991: 46)。如此,在我国翻译的长河中,直译意译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检阅本世纪有关直译意译的论辨,发现双方论者唇枪舌战之中各抒己见,各执一词,细察之下,虽不乏真知灼见,却也不免给人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感觉,使人难免不想起“盲人摸象”(叶维廉)的情形来。在翻译研究中,若以翻译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则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即:视翻译为过程(translating)抑或结果(translations)。从过程看,则是从翻译(为何)应采用何种方法着手,直意还是意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结果看,乃是将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socio-cultural context)中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采取了何种方法,以及隐藏在这种方法背后的动机或目的(为何)。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方法是互逆的。在直译意译的争论中,似乎是从过程这一角度开始的。而纵观各家论点,在这“对话的喧声”中,竟然发现论者并未在说着同一件事!充其量只不过是在说着同一件事的不同部位。换言之,论者的起点(point of departure)不同:论者对直译与意译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本文试图以此为起点,将论争[1]中的各家观点加以分类,希望藉此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象”,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翻译方法。


一、狭义观

检索有关文献后发现,一些论者“将两种方法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的错误误为方法本身”(高健, 1994:15)。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推黄雨石(1988)与张经浩(1996),两位均持狭义的直译观。颇有意思的是,两位都是(文学)翻译家[2];两位在其专著中均以专章论述直译与意译,这在目前的翻译研究中似乎不多见[3]。由此亦不难看出两位对翻译方法的重视程度。

黄雨石(1988:79)认为,“所谓直译就是逐字译,也就是英语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由于这是一种字对字的翻译,所以,一、不必一定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二、译文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意译……首先是译出原文涵义,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不要求做到和原文字面相同、结构相同的翻译了。”由于作者意在“彻底破除‘直译’、‘意译’说的谬论”(76),从理论上讲,应当对其在写作时所有已经存在的各家观点进行述评,指出其是非,从而达到消除误解、正本清源之目的。然而,作者对直译的界说,如果说历史上存在过,那么,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作者在界定之初便实际上已经把直译排除在翻译的范围之外了,照作者的定义,那实在是不能称作翻译的。因此,诚如作者本人所言(79),“这种从理论上讲似乎存在的划分,真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说,在事实上真的存在过吗?”显然,这只是作者自设的一个假想目标而已。

张经浩(1996: 70-71)则认为,“表面上,直译与意译都承认翻译必须忠于原文,恪守‘信’的原则。然而,两者对于‘信’的理解相差很远,做法大不相同。”在他看来,不应该将“在原语与译语有形式对应情况下原文表达形式得以保留的翻译”称为直译;“只有在原语与译语的表达形式出现差异时,即无形式对应时,才存在直译与意译之分。”应当说,作者的这种区分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且看他对直译与意译的界定:“直译认为表达形式反映了表达内容,形式的改变意味着意义的改变,因此应当尽量地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只有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才能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意译认为,原语与译语各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要如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必须改变原文的表达方式,改变成符合译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否则,译文表现不了原文的精神实质。”作者(72)进而指出,“直译要在原语与译语无形式对应的情况下既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又如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并在通过大量例证比较直译意译的优劣高下之下后,断言“死译就是直译”。在上引有关直译意译的论述中,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作者自己的界说,抑或是一种或几种观点的综合;但有一点很清楚,作者至少是认可这种表述的。我们也就因此有了疑问:作者在使用诸如“表达形式”、“形式”、“意义”、“思想内容”等术语时,各自的所指是什么?譬如说,依作者看来,“意义”与“思想内容”是否具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说二者所指不同的话,那对直译与意译的定义便不成立;如果相同,而在我们不知所指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同样存在着问题: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至少就文学翻译而言,二者存在着相当的差别[4]。同时我们亦不难发现,作者立论的一个隐含的前提(presupposition)就是:翻译,只存在一种方法;而且抹杀了语言之间或者说思维的共性现象。这样,我们便看清了作者有着与黄雨石类似的思路:翻译要传达原文的内容或意义→存在形式对应的翻译不是直译→无形式对应时直译要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直译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行不通→死译就是直译。且不说作者论述中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如在定义中,直译认为“应当尽量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仅从the Milky Way一例便可说明作者所持的狭义直译观:作者(77)正确地指出,the Milky Way之译为“(神)奶路”,根本不能算是误译,而是完全正确的翻译。问题在于“保留了原语表达形式,叫人莫名其妙而已。”其实,这已不是“保留了原语表达形式”的问题,坦率地讲,作为直译甚或死译的例证,根本就是错误!─鲁迅亦不能免。因为这根本上不是一个语言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个互文性问题。从语用角度上言,将the Milky Way 译成“天河”、“银河”之类并不总是正确的“意译”。

从上论述可以看出,直译不是死译,也不是逐字译;换言之,狭义的直译观至少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直译。那么通常意义上的直译又是什么呢?


二、本义观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直译与意译并非两个学派,而只不过是翻译过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孰优孰劣并不是绝对的(李全安, 1990: 18-22)。从对直译意译的界定看,可以刘重德(1991)与许渊冲(1984)为代表,虽然许渊冲的翻译实践表明他并不是一位直译者。

刘重德(1991:46-65)在回顾了中西各自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后,对直译作了如下的界定(52):在翻译过程中,以句子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同时亦考虑到整个篇章;力图再现整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尽可能保存原作的修辞手法与主要句子结构,如SV、SVO、SVC等。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工作定义或操作性定义,主要是以句为本位。但有一个问题: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要保持句子内部结构,似乎有点困难。或许,这与作者的直译可以达到如下三个目的有关(59)─同时不难看出鲁迅的影响来:①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②反映异国风味;③吸收新的表达方式。

而可能更易为人所接受的界说则来自许渊冲。他(1984: 5-6)认为,“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很明显,许渊冲与刘重德一样,都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当忠于原文的内容或意义,这就意味着,首先承认二者都必须是翻译这一大前提,然后方可讨论二者的异同。作者这种界定应当说是基本得当的,但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通顺的译文形式”这一提法不太准确,虽然大多数论者都有着类似的表述,诸如译文“通畅、明白、易懂”,实际上这已经把译文的标准降格到中学生作文的要求了。试问,如原文不“通顺”(照我们常规的理解),象一些意识流作品,译文又怎能“通顺”?第二,“原文形式”所指不明确。这一术语至少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源语(source language)的语言(langue)形式,二是指作者运用语言的形式,即言语(parole)。或许正是看清了形式上的这一区分,才有论者对直译意译做了进一步的界说。

冯世则(1984; 1994)将直译定义为“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存了言语上的差异”的翻译方法。至此,直译作为一个操作性界定,基本上趋于统一。

值得指出的是,第二种观点认为,直译意译是相辅相成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放手意译”( 王佐良, 1980: 104);换言之,就翻译的方法而言,“直译与意译并用不悖”(孙致礼, 1993: 6),虽然何时何地该用何种方法─直译或意译,则因人而异了:直译意译同样存在着“度”的问题。


三、广义论

如果说,以上两种观点乃是从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角度论述翻译方法,那末,在翻译研究中还存在一种我们称之为广义或宏观的观点,这种观点因其在论述时未能与前述观点划出明显的界线,(一些论者)便产生了将两者混为一同的现象。这种观点与其说是一种操作方法,不如说是译者或论者认为译者对原作应该采取的一种态度,或者说,这是指导译者采取何种操作方法的一种原则。

而这种观点最初大概也是源于操作方法的讨论,逐渐地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较早意识到并指出这种变化的大概要算茅盾(1922; 1934)了。茅盾(1922; in罗新璋, 1984: 343-4)首先界定了直译:“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要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时隔十余年,他(1934; in 罗新璋, 1984: 351-354)正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后,“直译”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那就是针对林纾的“歪译”而起的;此即说,直译的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崐个什么面目。”这一点,二十五年后,周建人(1959; in 罗新璋, 1984: 651-652)再一次证实了:“直译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过去有一翻译者,口上说是意译,其实并没有把意思译出来,并没有达旨。就是说并没有真正照顾原文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遂提出了直译的主张。……直译……是要求真正的意译,要求不失原文的语气与文情,确切地翻译过来的译法。换一句话说,当时所谓直译是指真正的意译。”这样的直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 瞿秋白, 1931; in罗新璋, 1984: 270),结果,“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朱光潜, 1944; in 罗新璋, 1984: 454)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论者讨论的已不是该用何种方法的问题了,而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升到宏观的原则问题:为了防止译者“将自己的成见加进去”( 艾思奇, 1937; in罗新璋, 1984: 436),译者应该“尊重原著”;换言之,译者应该以源文文本(source text)为中心,“完全正确”地再现原作,从而使原作能以庐山真面目出现在译文读者面前。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相当古老而至今依然讨论不绝的问题:在源文文本与译文读者之间,以何者为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有关翻译方法的研究,似乎一直是在关注源文文本,而很少甚至基本没有将译文读者作为焦点加以研究;质言之,我们的研究尚仅限于文本本体范围。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如何从我国本体研究方面的巨大财富中整理、归纳进而建构出至少就中国翻译实践而言正确的翻译理论(框架)?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拓展翻译(方法)研究的领域,从而最终建立真正的普通翻译理论体系?从当前的研究态势看,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5]。


注释

[1] 这种争论双方可以有一方“不在场”。
[2] 黄雨石先生退休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外文编辑,译著可谓“等身”;张经浩先生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系英文教授,有多种译著问世,如Jane Austen 的《爱玛》、《傲慢与偏见》。
[3] 刘重德先生(1991)在其专著中亦专辟一章对此加以论述。
[4] 二者的差别,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笔者拟另文论述。
[5] 譬如,从本体角度进行类型(typological)研究的可以申丹(1995)为代表;从文化(史)角度进行影响研究的可以王克非(1996)为代表;在文学翻译批评方面,可以许钧(1992)为代表;在宏观体系建构方面, 可以刘宓庆(1992; 1993; 1995)为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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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 1992.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冯世则, 1981. “意译、直译、逐字译”. 《翻译通讯》2: 7-10.

冯世则, 1994. “忠实于何?─百年来翻译理论论战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 103-116.

黄雨石, 1988.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 翻译研究丛书.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全安, 1990. “直译与意译之争是一场什么样的争论?” 《中国翻译》5: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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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 1959. “关于直译”. 《外语教学与翻译》1959年第9期. 载罗新璋(1984): 651-653.

朱光潜, 1944. “谈翻译”. 《华声》第一卷第四期. 载罗新璋(1984): 447-455.

原载姜治文、文军主编<<当代英语百论(第一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页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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