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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作者:李国文  来源:chinatoday  浏览次数:7015  添加时间:2007/11/7

  杨宪益,1914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翻译生涯。1952年调北京外文出版社,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并兼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主要译著: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种。 


  《离骚》、《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选集》……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而率先将它们介绍给世界的中国人便是杨宪益。

   杨宪益,翻译界的大师,熟悉这个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一个让金发碧眼的痴男怨女们读懂中国爱情故事的人。

   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几百米开外,杨宪益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

   执着于文学翻译

  不得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职业。我要翻译我更喜欢的东西,杨宪益说。

  杨宪益上世纪30年代在牛津留学时就认识了钱钟书。解放初期,钱钟书被调来北京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杨宪益当时还在南京,大约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他,说北京的钱钟书也推荐了他去,共同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杨宪益当时认为自己翻译政治性文章很外行,担心做不好。所以他婉言拒绝了,说自己更喜欢翻译文学作品。

  不久之后的1952年底,杨宪益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

  杨宪益来到了外文出版社,是因为社长刘尊棋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正是杨宪益兴趣、爱好所在。在杨宪益主持的《中国文学》翻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出了单行本。《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那时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英国。

  不过《中国文学》的翻译计划并没有完成,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工作几乎停滞不前。"很可惜呀,"杨宪益吐着一口烟,缓缓地说: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高兴的,《坟》就没有翻。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20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

  曾经有段时间,组织上想起杨老会希腊和拉丁文,把他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为了翻译《红楼梦》,出版社又将他拉回来。《红楼梦》至今也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杨宪益的。

夫妻合作 翻译人生

  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夫妻合作的,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多年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数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杨老是在牛津认识了他的爱人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的父亲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出于北京的戴乃迭,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杨老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也很爱国。后来他们夫妻经常开玩笑说,戴乃迭喜欢的不是杨宪益,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的不是很好,她经常把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讲英语。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他缓慢而认真地回忆,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像一壶陈年花雕,醇厚而温婉。

  杨宪益夫妇40年代回国初期,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顺心。直到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的工作。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这样,杨宪益成了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向世界推介的第一人。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杨老选择了从难度较大的《资治通鉴》开始。很多外国人根本都还没看到过《资治通鉴》。那时总共译了近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

  杨老考虑去国立编译馆,重要有原因就是,虽然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比较轻松。 数十年来,所有的翻译都是杨老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在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他们的翻译也不例外。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像这种情况完全得益于杨老直接口头翻译,戴乃迭打字后再修改。杨老说花的比较长去翻译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译事和逸事

  刚解放那一阵,毛泽东曾邀请文化界人一起坐坐。一次在怀仁堂,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地向毛泽东介绍说杨宪益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得很好。毛主席一边跟他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杨老当时很简单,就回答说:主席,什么都能翻译。” 1968年,杨宪益夫妇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杨宪益在家里喝了半瓶曲酒,所以一进半步桥监狱,他就要别人挪个地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他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杨宪益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他说不是,然后就睡了。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写了首《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出狱后,杨宪益夫妇就又一心扑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上,一天十几小时。实在太累了,戴乃迭就把笔搁一搁,往外走,跳一会儿绳,杨老自己就会拿个烟在那儿抽,看着戴乃迭在那儿跳。

  杨老与钱钟书之交淡如水。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突然要杨老翻译司空图的《诗品》。译完之后,决定送去请钱钟书审定一下。钱钟书看了送来的译稿,提了点意见,两人也没有见上一面。1989年杨老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给杨宪益写了一封信,说很欣赏他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一身轻,问杨老如何。

  杨老轻轻地吸上一小口烟,缓缓地吐出一圈烟雾,像是在述说着别人的点滴,……

 

真水无香——记翻译家杨宪益先生

  20
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此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2004 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暨首届中国翻译成就展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我们拜访了刚刚做完手术的杨宪益先生。

  当得知要采访杨宪益先生的时候,笔者便四处请教有没有人读过英译本《红楼梦》。结果,新华社对外部一位资深的英文记者这样说:我看过两遍,太美了,我真想见见先生,即使见不到先生,我也想在先生的家附近转上两圈也好啊。

  这样的话听多了,等再称呼先生的时候,便越发从心底里生出敬佩之情。

  提到杨宪益先生,就不能不说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这样的夫妻合作,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遗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只留下先生独自一人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宁静的小院中。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翻译名家的凡人生活

  先生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换句话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点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嘛,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杨先生端坐在沙发上,字正腔圆地说着。

  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这使得一提起杨宪益先生,人们自然立即会联想到外文与喝酒,因为这正是构成杨宪益形象密不可分的两个特征;杨老在外文翻译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就,同被誉为酒仙的美名一样,都被人熟知。在笔者采访的过程中,先生的妹妹杨敏如嗔怪哥哥,你不要做酒仙。先生马上接了一句酒鬼。在座的人都乐了。

  2003年下半年,杨宪益患了一次脑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东西,行走也不那么方便了。从此,在医生劝告下,他戒了酒。这个终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人,告别了喝了一辈子的烈性白酒。如今,只有心爱的香烟陪伴这个九十岁的老人了。

  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我们看望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抽着烟,一边询问老朋友们的近况。启功、黄永玉、黄苗子一个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响亮的名字从他嘴里缓缓吐出。就这样,在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秋日午后,在先生中西合璧的家中,笔者读出了先生身上浓郁的人情味儿。现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采访的过程中,他始终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间或沉默的看着某个地方。这个时候常常让人不忍心打断他沉浸在往事中的思绪。

  先生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当时已经是名响文坛的大师钱钟书,和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早在那时起,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使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驱。

  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红楼梦》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因此杨宪益夫妇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直译法,尽量避免对原文做出改动。杨宪益强调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重视原文,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正是通过杨戴的翻译,西方人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妙趣横生。

  “翻译没有什么难的,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楚辞》是跟外国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不能翻译的。就问我你翻译过《楚辞》,《楚辞》能翻译吗?我就说主席,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楚辞也不了例外。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存在的原著风格和译者风格的问题。笔者提出霍克斯的翻译自由度似乎更大一些,霍译本中普遍的以绿就是这样的例子。(笔者注:红色当时在西方人观念中常常与鲜血暴力等此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误解,霍克斯将原文中很多都改成了英文中与涵义相近的绿。)我重视原文,比较强调。古人说了三个字:信、达、雅。当然,光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谓,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能够代表爱情等美好的事物)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只做到了,忽略了信

是真名士亦风流

  杨宪益集翻译家、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为一身,夫人戴乃迭的翻译合作模式更成了千古之绝唱。借用黄苗子先生的诗来形先生,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区区十四个字,把他老先生栩栩如生地勾画了出来。

  但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采访中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当我们问候先生的健康时,提到刚刚做完的胆结石切除手术,杨敏如提到一位朋友将红色的胆结石装在架子上,当作装饰品摆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先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只可惜先生的胆结石是灰灰的小石头,一二十个,不好看,只得作罢。另一次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临走时,先生让妹妹挑书橱里喜欢看的书拿走,这让笔者十分的意外,印象里文人对书的爱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极淡。

  听人说,先生将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找不齐一套半套夫妇俩人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著作。先生的作风,让笔者想起来竹林七贤般的名士。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

  总之,重情、洒脱、辛辣、幽默、风趣,这些大概都可算是杨老性格中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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