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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来源:翻译界  浏览次数:6671  添加时间:2007/11/15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是第一位系统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方面著作的翻译家。他一生的主要译著有八部:《天演论》(1898Henry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1901A.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权界说》 1903John Stuart Mil1 On Liberty)、《群学肄言》(1903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通诠》(1904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1904C.D.S MontesquienSpirit of Law)、《穆勒名学》(1905John Stuart Mil1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 1909W.S. JevonsLogic)。

  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翻译亚当o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体现了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因此,他对中国故有文化倾注对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临终,他在遗嘱中尚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19211027日去世,终年68岁。

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着,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後,严复先後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严复之墓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1921)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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