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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来源:翻译界  浏览次数:8063  添加时间:2007/11/16

       佛经是从国外传来的一种宗教,如果要在中国发展,语言就成为佛教传播和壮大的一道障碍,翻译工作便显得异常地重要。出于佛教传播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出现了许多翻译家,绝大部分佛教经文也在这一段时期被翻译成了中国文字。

  佛教传入中国要比少林寺建寺的历史早,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曾有几种说法,但大家公认的说法,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期传入中国的。在佛教传入我国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出现了许多翻译家,有名有姓的就有200多名。

  在这200多名翻译家中,印度僧人跋陀和我国唐朝时的玄奘和尚是杰出的代表。相传少林寺的甘露台就是二人翻译经书的地方。但据史料记载,唐僧玄奘也向往甘露台,向唐朝皇帝唐高宗李治提出要到少林寺翻译经书的请求,但唐朝皇帝并没有答应,玄奘两次都和少林寺擦肩而过。


玄奘(602664),唐朝著名佛教僧人

 

  玄奘,佛学大师,唯识宗开创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中印文化交流使者。通称“三藏法师”。俗家姓陈,名炜,洛州缑氏(今河南省偃师缑氏镇)人。父亲陈惠,曾任江陵(今属湖北)县令,生有41女,玄奘最小。13岁出家,20岁受具戒。后云游四方参访各派名师,学《涅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等佛典。在成佛的根据、步骤和方法等问题上,深感各典论述不一,为澄清疑窦,决心“乘危远迈,杖策孤征”,西行求法。贞观元年(627)从长安西行,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涉流沙,沿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瑜伽师地论》等。5年后游学印度各地数十国,巡礼圣迹。玄奘几乎学遍大小乘学说,融会贯通。后回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等。此后住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经,19年间译经论 75部,1335卷。并将西行见闻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宗教、地理的重要文献。
  《大唐西域记》12卷,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书中记述了玄奘亲历城邦、地区、国家的见闻和概况。

 

 图为《大唐西域记》书影。


  隋大业八年(612),皇帝诏令在洛阳度僧27名。玄奘年龄小,不在备取之列。有一次,碰巧遇上了大理卿郑善果。善果问他:“童子出家,意欲何为?”玄奘从容不迫,答道:“小子意欲远绍如来的慧命,近光遗传的大法。”善果见他对答如流,而且气宇轩昂,人才出众。当即破格录取了他,并很自豪地向同僚夸奖玄奘:“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门的教化……”

 


  《玄奘取经回长安》图生动描绘了玄奘归来时受到盛情迎接的场景。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被婉言辞谢,后玄奘留长安弘福寺译经。

  甘露台曾是翻译佛经的圣地

  从少林寺出来,向西走不到30米,就来到一座土台前,土台上生长着两株高近20米的古柏,坚挺着耸入云端,在土台的东南侧也有几棵古树,枝叶郁郁葱葱的,非常茂盛。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土台,相传就是跋陀当年翻译佛经的地方。

  从一听说“甘露台”这个名字,我就开始琢磨这个土台名字的由来,但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在少林寺景区内,一位导游向游客们讲述说,跋陀翻译经书非常辛苦,也非常专心,对于夏天蚊虫的叮咬和冬日刺骨的寒风,他全然不顾,忘记吃饭和睡觉也是常有的事情。跋陀的这种精神感动了上天,就在土台这个地方连续降下了几次味道非常甘甜的露水,自此以后,这个土台就有了甘露台这个名字。

  在甘露台上,跋陀也作出了很大的成就,翻译了《华严》、《涅槃》、《维摩》等著名经书。

  当我站在甘露台之上,还有一种担心,甘露台上没有房屋,虽然翻译经书时光线充足,但下雨之后怎么办,即使跋陀不怕淋雨,经书可是受不了。经过仔细查找资料才发现,在跋陀那个年代,甘露台不是这个样子。据旧《少林寺志》记载,台上有三间殿式建筑,后被火焚毁。

  玄奘出生地距少林寺不远

  无论是五六的孩童,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看起电视剧《西游记》来都是津津有味,人们也从《西游记》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唐僧”的故事。

  但历史上的唐僧要比《西游记》中描述的伟大的多,他其实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翻译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冒险、勇于克服困难的、在沟通中印文化上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唐僧法名玄奘,俗姓陈,祖父是上党太守。对于玄奘的出生地,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很多学者认为在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但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等学者却在最新一期的《中原文物》杂志上说,玄奘故里其实在偃师市府店镇滑城河村。虽然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这两种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玄奘出生的地方与少林寺相距不远。

  人们感兴趣的还有玄奘的相貌,在《西游记》中,唐僧的相貌是相当出众的,许多妖精都被他迷的颠三倒四。据历史典籍中描述,玄奘长的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差距不大,眉目疏朗、相貌端正,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美男子。

  玄奘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他在家里排行老四,他从小就很聪明,领悟能力特别强,深得父亲的宠爱。在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据考证,玄奘的出生年代是公元600年,当时佛教盛行,出家当和尚的人特别多,他出家作和尚也是受到了二哥的影响。他的二哥名叫陈素,法名长捷,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时洛阳有四个道场,经常有佛学名家光顾。他这位哥哥对弟弟的学业极为关切,常约他到道场学习佛经。

  “唐僧”在此译经只是传说

  关于玄奘为何到天竺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取经,有一种解释说,在玄奘之前,中国盛行的都是大乘佛教,而小乘佛教的教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他去天竺国的目的就是把小乘佛教经书取回来,然后在中国推广和传播。

  但这种解释仿佛并不正确,因为达摩到少林极力宣扬的就是小乘佛教,而达摩比玄奘要早的多。

  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说,隋朝末年战事不断,洛阳作为军事重镇,当然避免不了战火的扰乱,让研究佛经的人无法再精心修佛。许多精通佛教经典的人纷纷逃离洛阳,赶往四川,玄奘和二哥陈素也不例外。在四川,玄奘依靠着绝顶的聪明,和极强的领悟能力,用两三年的时间,就精通了佛教的重要经典。玄奘法师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在四川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就又到现在的汤阴等地寻找高僧,学习佛经。但由于玄奘在四处游学中接触的既有大乘佛教,又有小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佛经的解释又各不相同。玄奘认为出现这些差别主要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就想,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如果想取得正确理解,不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研究,就很难达到目的。

  于是,玄奘就经历了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来大量佛经,并对这些佛经进行翻译。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翻译的佛经比前代人翻译佛经的总和还要多。

  在少林寺附近居住的群众中,流传着玄奘也曾在甘露台翻译佛经的传说,但记者翻查了许多典籍,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玄奘与少林寺擦肩而过

  虽然说玄奘曾在甘露台翻译佛经只是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也不是没有一点儿根据的。 想必跋陀在甘露台翻译佛经并取得很大成就的事迹,玄奘也是知道的。他很羡慕嵩山少林幽静的环境,认为甘露台是一个非常适合翻译工作的地方,就向唐太宗和唐高宗先后两次提出到少林寺翻译佛经的要求,但都被拒绝了。

  玄奘想到少林寺翻译佛经,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玄奘的老家就在少林寺西北不远处,他对嵩山的环境非常熟悉,也许这样会更容易进入状态,另外还可忙里偷闲,到老家看看。

  第一次提出请求是在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不久,当时的皇帝还是李世民,李世民一听就拒绝了,因为他害怕玄奘去少林寺太受苦,并特意安排他担任长安慈恩寺的主持。

  第二次提出去少林寺翻译佛经的请求是在公元657920日,玄奘向唐高宗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玄奘先陈述了一番佛理如何高深难以理解,修佛如何艰难。接着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自己从幼年时就开始学佛求法,到处寻访高僧,还历经千辛万苦从印度取来佛经,并进行了多年的翻译工作,现在已是近60岁的老人,身体和精神都感到异常地疲惫,特别是这最近几年,身体更加虚弱,情绪也不太好。最后他恳求唐高宗说,如果要把佛经翻译的非常成功,必须隐居进嵩山少林中,因为少林附近有高高的少室山,有山峰间清澈的涧水,有丰茂的果树和药材,有少林、闲居等佛家名寺,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佛经的翻译工作。唐高宗在接到玄奘信后的第二天,就回了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你想专心致志的翻译佛经,宏扬佛法,这让我非常钦佩,但你又何必非要到少室山中去修炼呢?并在信的结尾处着重写到:请玄奘法师以后不要再提到少林寺修炼的事。

 

玄奘——翻译家中第一人 
                               
(作者: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孙劲松)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28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候是45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那么,玄奘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呢?笔者列出以下几条:
   
其一、精深的佛学造诣是玄奘译经的基础。玄奘出国前就已经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在印度的17年中,他随时随地的拜师求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大师,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5年,对于内明、因明以及声明之学进行精深的研究,由于学业优异,被寺庙选为十德之一。内明既是对佛教精髓的确切体证,鉴于玄奘对于内明之学的精深体悟,并流利的掌握了梵文,戒贤嘱咐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还以大乘有宗思想为出发点,用梵文创作了《制恶见论》《会宗论》《三身论》,系统的破斥小乘学说,调和会通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争论,为印度佛教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明学即印度之逻辑学,玄奘曾向多位大德学习因明,他对于印度因明学中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完善发展之功,曾经纠正其师胜军经过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因明比量。在印度参学的后期,玄奘应戒日王之约为无遮大会论主,他运用严密的因明论证格式提出了“真唯识量”的命题,在十八日内无人能破。声明即语言音韵之学,在这方面,玄奘仔细研读了包括护法《杂宝声明论》在内的多部著作,对于梵文经典的文理结构有深入的领会。玄奘在佛学的各个领域均有独特的造诣,为印度僧众及各国王室推崇,在玄奘西行百年之后,印度还有许多佛寺绘有玄奘的画像以及遗物,每逢斋日对其举行供奉仪式。玄奘贯通内明、因明、声明的扎实功底,为玄奘准确把握经典内涵、并用严谨的逻辑和语言译经建立了扎实的基础。
   
其二、前人的经验教训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借鉴。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有旧译和新译之说。旧译的前期为东汉到西晋时期,翻译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胡语、梵语的中国僧人。译者“或善胡义而不解汉者,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 译者常借用“道”等中国学术的术语翻译佛教词汇,引起一些话语歧义。旧译后期为东晋到隋末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等,鸠摩罗什在把握核心义理的基础上,注意运用声明学,把印度的句法引入汉文表达系统,注意音节变化,所翻经典琅琅上口,达到了译经的新高峰。但鸠摩罗什对于汉语能说而不能写,只能“手持胡本,口宣秦言”,他还经常对梵文本进行总结提炼,采用意译的翻译风格,被后人指有曲误之处。玄奘中梵文的功底具佳,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史称“新译”。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的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在一些关键词汇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
   
其三、严谨的学风是玄奘译经的质量保证。玄奘严谨学风的养成得益于戒贤大师的教导,大乘有宗的唯识学将一切众生分为五类种性,不承认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玄奘考虑到国内普遍接受了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观念,曾向戒贤提出了回国后不译此说,遭到了戒贤的批评,并要求他如实的翻译。此后,忠于原本的精神贯穿了玄奘的一生,他晚年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由于内容庞杂,参与译场的学生要求删节翻译,但玄奘坚持一如梵本,不删一字。这种风格在他将《老子》译为梵文时也有体现,唐皇室自称是老子后裔,三教之中尊道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将《老子》翻译为梵文,玄奘很认真地对待此事,“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他还邀请道士成玄英、蔡晃等人参预译场,但成、蔡等人与玄奘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成玄英、蔡晃认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应翻译为“菩提”,而玄奘则认为“佛道两教,其致天殊”,“道”没有达到“菩提”的境界,应翻译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认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译后期道教诸家的注序才能便于理解。玄奘敏锐的观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别,认为后世道教用导引练气、扣齿津咽注释《老子》有违本意,拒绝翻译。玄奘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扣齿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将西闻异国,有丑乡邦。”在这场翻译之争中,玄奘始终保持严谨学风,既没有因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学者的争辩而混同佛道,也没有将贬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译,客观的维护了原著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严谨求实、忠实原著是玄奘一贯的风格。
   
其四、译场的集体配合是译经的重要保障。玄奘的译经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拥有庞大的译场和严格的程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生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玄奘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白日在译场主持译经,傍晚给学生讲解新译经论、回答疑问,让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玄奘培养了窥基、神�P、嘉尚、普光、道宣、玄应等一批佛门宗匠,还为新罗、日本等国的培养了大量的留学僧,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在这些学生之中,窥基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译经工作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玄奘在印度收集了十家注解大乘有宗论典《唯识三十论》的著作,曾准备一一译出,但是窥基认为十家注解有正有误,建议以护法的注解为主,糅合十家之说为一书,玄奘采纳此议,译成《成唯识论》。该书以护法一系的注疏为基础,以难陀、安慧等学说为对照,不同之处以‘有义’字样将诸家异说存列其前,将护法的正确结论放在后面,示正宗之所在,最后往往还加上一些玄奘自己的心得体会。《成唯识论》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翻译风格,在中国佛教史上颇有影响,这一切得益于玄奘师徒之间的教学相长。
   
其五、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开阔心胸是译经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玄奘一生都被荣誉包围,少年时期就享誉一方,游学印度又获得国君和僧众的爱戴,回国之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也对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对于这些荣誉没有任何牵挂,他只是很恰当的运用王室的支持来传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赞扬玄奘:“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在归国后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都没有停止译经工作,以平均每年50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独独没有翻译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论,这显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正是这种“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崇高精神支持着玄奘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经工作,开创了翻译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迹。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纵观玄奘一生,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理念、精深的知识、历史的继承、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团队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这正是我们在一千多年以后追思先贤所应得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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